台湾出版社“版权买断”的背后
2013-08-27 16:07:52.0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编:钱莹
- 摘要:
- 这个夏天,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在北京遇到了一件烦恼事。一位来看他的朋友祝贺他的新书《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在大陆出版。
《干校六记》
大陆作者首版在香港落地,这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里面不乏众多大家的知名作品,如杨绛的《干校六记》。杨绛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背后的故事。“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这是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著名评语。胡乔木看到《干校六记》繁体版后,叫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也该出。《干校六记》1981年5月在香港出版,简体版同年7月在北京出版。
《徐志摩全集》
沈从文晚年倾心之作首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因为1979年完成后,联系国内外多家出版社几经周折。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是著名出版人,如今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陈万雄。最早经陈万雄之手出版的,还有《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全集》原是解放前由陆小曼和赵家璧先生编订,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只完成蓝样,尚未付梓面世。既逢解放,后又累遇各种政治运动,全集不仅不可能出版,连保管也成禁忌。”陈万雄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徐志摩全集》后来由陆小曼托付给陈从周保管,“文化大革命”初起,陈从周为确保稿件的安全,不负陆小曼晚年“遗文编就答君心”的生命嘱托,将稿件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直到1985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万雄说,八十年代,国家虽已开放多年,但是出版条件和环境还是有限,如果没有资金补助,出版社难以承担多卷本的个人文集的出版。“况且当时出版近代文学家全集,文学成就外,尚要考虑作家政治地位。自解放以来,徐志摩虽早殁,仍类入别册,自非可出版全集作家之列。”
三地碰撞
“香港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言论特区,出版特区。”吴兴文告诉南都记者。不仅是大陆作家在香港出书,台湾作家也是,因为它意识形态的限制没有那么大。“台湾诗人痖弦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在香港出的。”
在吴兴文看来,大陆、台湾、香港三个板块彼此碰撞,随着市场的变大,渐渐变成一个融合的平台。吴兴文举例,像叶灵凤,过去叫“香港作家”,但是香港回归之后,研究者会提出他其实是大陆南来作家。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也是如此,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台湾很多,随着华文地位提高,慢慢叫做“华文作家”。“你看马来西亚最大的文学奖‘花踪文学奖’这次颁给了阎连科,这些都是彼此碰撞融合的结果。”吴兴文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各个板块还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话,就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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