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段。我们无法设想，假如没有这30年，没有这30年的改革，这30年的开放，这30年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30年，毕竟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气势恢宏的变革。看看今天中国的天空和大地，看看中国人喜气洋洋的面孔、高昂的头颅、挺直的腰杆；看看我们的新闻出版业，看看正在席卷整个新闻出版领域的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制与资本市场改造，看看此伏彼起的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的兼并重组大潮，看看矗立在都市黄金地段的千米万米大书城和数万个崛起于农村、社区的书屋，我们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回顾与总结的欲望。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愿望，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本报隆重推出“30年”专刊，试图用30人、30事、30忆、30图、30改革、30阅读、30营销等串联起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的轨迹。此专刊推出短短几天里，业内业外的反响已经如潮涌来，推动着我们将这样的回顾继续深入下去。

本报今期发表的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同志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斌杰同志访谈已经越过表层追忆，在30年基本成就、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体会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回答。相信对全行业为期一年的大讨论、大总结一定会起到导入和引领的作用。

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

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元旦献辞中都讲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里把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了。您怎样评价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作用和意义？

柳斌杰：锦涛同志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和作用的评价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回想“文革时期”出版业的情况不难得出结论：没有30年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出版业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国际出版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总结30年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谈到过改革给出版业带来六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解放思想转变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开放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三是创新体制营造了新的市场机制；四是实现了政府从办出版向管出版的转变；五是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加强，第六是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的变化，可以给改革意义的深层次总结提供一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