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强调，当期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产业链阻断、出口订单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国外政客叫嚣的脱钩及撤资关系不大。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新洗牌，但这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全球产业链将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向垂直整合、更多元化、更具韧性的方向变迁，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的脱钩。

  在黄奇帆看来，产业链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存在不可逾越的五大困难：其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其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在美国无法轻易建立；其三，产业工人的成本与素质难以平衡；其四，美国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比仅13.5%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其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

  他援引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指出，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搬迁产业链带来新的资本开支；中国在疫情之下展现出高效的管理能力，加上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集群无可替代的优势，使得这次危机之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现的产业链搬迁的苗头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

  黄奇帆表示，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近几十年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70%以上的产品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这些企业更不会迁出中国。

  他指出，中国制造业需要扬长避短，把握住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其一，中国要健全产业链，补齐短板，拥有产业链集群是中国制造业的杀手锏，但要警惕在关键核心环节被人“一剑封喉”；其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他建议对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应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或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优惠；其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其四，发挥跨境电商作用，10年以后，1/3的贸易量会通过跨境电商来完成，要增强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力；其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他建议通过降低关税，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上升到2.6万亿，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从而减少贸易摩擦，并在商品定价权与人民币贸易清算中掌握主动。

  黄奇帆认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基本牌，核心技术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永远的底牌。

  中国必须打好这五张牌，这不仅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也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将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打造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以下为21世纪经济报道整理的黄奇帆在5月27日浦山讲坛上的演讲，全文略有删节：

  在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下，美国等国的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产业链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

  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产业链搬迁回美国五大困难不可逾越

  第一方面，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们的主观臆想。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的最优化配置，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以后虽然会打破这种稳定性，但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会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不会以少数政客的意愿而转移。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并且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5个方面：

  第1，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美国说要给撤资搬迁的工厂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这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搬迁这些企业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2，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移，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地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疫情前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3，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中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比我们差。中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在成本上还有比较优势。中国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年轻人，高中毕业、中专毕业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素质也是相对较好的。

  第4，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那么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金融角度讲，正是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造币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如果自己去搞大量的制造业，美元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地位将会受到影响。

  第5，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人群的，而在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我们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上，由于美国这些年工业制造业的衰退，已经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者企业天量的投资，这也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比如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还是3G的基站，包括现在要搞的5G基站，在大城市可以，但到了郊区——所谓“搞工业”的地方——其通信能力就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他们不愿意去投资。

  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而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它的基础设施是比较薄弱的。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既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又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疫情放缓了贸易战以来的产业链搬迁苗头

  第二方面，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面对这种脆弱性，疫情之后，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些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

  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主们的交流，报告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非常重要：贸易战的时候，也就是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摩擦的鼓动下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苗头，但是疫情之下，这种搬迁需求反而放慢了，甚至停顿了下来。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在全球衰退的阴霾下，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士丹利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第二，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出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后，中国就控制住了疫情，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比如东南亚等地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的调研中非常明显，就是疫情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数字基建。

  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正在得到加强，而非削弱。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重新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而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地布局新的产业链、推动全球产业链结构性重构。

  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并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叫嚣的脱钩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所以我们要审视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第三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第一，健全产业链，补齐短板。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存在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环节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业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中国去年出口了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一季度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他们的生产还在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很多国家进入了“瘫痪”状态，它们对中国的进口正在减少，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出现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国的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现在全球的新冠疫情确诊数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针对长周期订单低迷的状态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出口是退税的，很多产品本来是在不含税的成本下开展出口业务的，现在内销的话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他税的话，它的成本上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部分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可以在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或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

  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石油，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的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依赖进口，变成一年4.5亿、6.5亿、7.5亿的进口，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而事实上，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能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压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裕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那么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气、煤制油是一流水平的，而且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用多出的10亿吨煤炭搞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的需求量可能就省掉1亿多吨-2亿吨。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汽车每100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一般是每100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地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

  第四，重视网络空间的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势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的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前者能够部分避免因为物理隔离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的贸易进出口量。可以做一个判断：10年以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1/3是传统贸易的形式，1/3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1/3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来完成。所以这地方潜力巨大。此外，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这些电商的业务量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国内贸易，而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阿里巴巴国内的贸易总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阿里巴巴的4倍多，说明我们的跨境电商做的还不够，把这一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第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去年中国4.6万亿美元进出口，其中差不多2.5万亿是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这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进口国2.6万亿，中国进口额与其差5000亿美元，如果我们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上升到2.6万亿，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这要比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更为重要。

  其一，这会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市场的衣食父母，他们会成为中国更好的贸易伙伴。其二，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其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其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使得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的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其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总之，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牌，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是一个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5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的企业也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