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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背后的文化史：作为批评的考证

2017-11-02 14:44:19.0 来源：网络责编：???

摘要：: 考证，常被视为文史研究中寻获真相的最基本方法，不过运用得当的话，它有时也可以成为有力的批评，借以让人反思旧有的方法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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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由于印度长期不能自行造纸，印刷术从未在古代印度盛行过。在此我们可以补充东南亚地区和藏区的状况：在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地区，古代使用的是不适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贝叶经；而藏区虽盛行密宗，但强调的是师徒口传而非印经的传统，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区的印刷术（如德格印经院）是很迟才由汉地输入的。更进一步说，印刷术所需要的广泛读写能力，恐怕本身是与印度这样森严的等级社会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证明印刷术难以、或竟不可能在当地社会条件下自发产生并扎根发展。

辛德勇

或许可以说，这些意味着，辛德勇先生在设想中仍假定了有单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终将发明权归于印度，至于由这单一起源中心向外扩散的传播，他大胆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义净将其传入中国的”。然而麻烦之处，这一传播路径的推测没有任何文献可资证明；同时，也与他引证的季羡林观点矛盾：季氏确认：直至王玄策和义净入印，当地都只是从域外输入纸张，无法普遍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从而也就无法在印度当地引发印刷技术”。或许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这一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社会过程，我们不如反过来去讨论促使它得以诞生的那些最适合社会条件——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中国为何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却始终未能发展它。

顺便说一句，辛德勇先生在书中不仅考证缜密，且持论辛辣犀利无比，批评前人治学之失时绝不留情面，而以“求真”为唯一目标。他多次强调“即使是天大的权威，也不会屈从”，也无人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学者和公民”为学术研究下定论。有时似不无反应过激之嫌。不过无论如何，对国内学界而言，这样的狮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