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任何重大发明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在生成的过程中会留下许多“痕迹”。正如《现代欧洲史》中所说的，“我们对印刷术起源相对不了解也确有好处，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误地把一项复杂的科技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人，这种不了解也让我们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一项发明都不像一首诗或一幅画那样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社会产物。”印刷术不是“一项”技术，而是在许多项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旧元素的新组合”才得以演化出来的。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属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纸张或绢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则是发明这一技术的那个社会的内在驱动力，简言之，人们为什么要发明它？

    这无疑是个重大问题，但也同样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那些试图捍卫中国对印刷术发明权的学者们来说，常惯于将钤盖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视为印刷术的“先驱”。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很多学者还因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将印刷术的起源归为“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强调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学或日常生产生活实用印刷品推动产生的。但辛德勇认为，这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用印玺“印纸”与用雕版来“印刷”，看似接近，却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的印信是用作信用凭证而非出于广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认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种“大量制作经文来念诵供养，以获得功德福报”的观念，才是雕版印刷产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不仅如此，他进而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即印刷术源出于印度”，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印度在约7世纪中叶出现的捺印方法。

    在此，他赞同藤田丰八、向达等前辈学人的观点，不仅强调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起源于佛教徒的宗教需求，而且认为其方法源自印度——最初可能是用模具制作小塔和经文后印刷在绢或纸上。但问题在于，印度在雕版印刷出现于中国数百年后，仍极少用纸，“而在其广泛用于书写的贝叶上面，却不适宜捺印钤盖佛印或塔印”。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普遍使用的纸张，为其提供了实际可能和新的发展条件”。

    这样看来，印刷术仅仅是在输入中国之后遇到了更适合的社会土壤而获得大发展，但本身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国而在西欧发扬光大。不过，在此需要讨论的一点是：“印刷术”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见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况下，印度那样捺印于沙或绢纸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术？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汽车的发明者一般公认是德国人卡尔·本茨，但组成汽车的关键部件如轮子、轮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发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国科学家的实验和设想，甚至内燃机和四冲程工作循环原理也都别人发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出第一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最后将一辆三轮机动车申请专利而被视为汽车的发明者。甚至被视为西方印刷术发明者的古腾堡，现代学者也发现他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术转化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将之做成一项产业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