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欧美充满活力的3D打印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尝新，而且在商业模式上也有创意。

　　2007年由飞利浦提供启动资金的Shapeways，令人瞩目的就是它“云打印”概念的O-O(线上线下)商业模式。它像Facebook一样打造自己的用户社区，社区集销售、定制、设计于一体：顾客可以在网上选定产品的三维设计方案，或直接上传自己设计好的3D模型，并选择材料，支付一定费用后，Shapeways会用3D打印机将其制造出来并邮寄上门。截至2012年6月，该公司累计打印超过100万件产品；其制造社区中有超过6000家提供设计服务的商家和个人；还有15万活跃用户。

　　Shapeways以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先后赢得三轮融资，总金额超过1700万美元，由此实现了其在纽约创办“未来工厂”的梦想。

　　由于3D打印在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应用潜力清晰显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宣布，并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重申：政府计划每年向先进制造技术投资5亿美元，并在四年后，提高到每年10亿美元，以提升美国的领先地位。

　　中国的科研、工业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思考这一技术。2012年，颜永年重返3D打印领域，他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需要跟政府官员讲解半天什么是3D打印，现在省了不少口舌。”

　　共性技术缺失：产研学错位

　　太尔时代，是2003年颜永年和几个学生凑钱成立的。限于清华教授的身份，颜当时未直接参与运营，其子颜旭涛是公司副总经理。

　　在攻克小型3D打印FDM设备时，太尔时代遇到了如何能让喷头顺畅、稳定地出丝，如何提高精度，如何增加可打印材料的多样性等问题；而工业级3D打印机的研制中难啃的骨头更多：材料、微滴喷射技术和激光技术等，这些被业内人士称为“共性技术”。

　　事实上，不仅是3D打印企业，中国目前产业升级碰到的核心瓶颈，就源于产业共性技术的严重缺失。

　　所谓共性技术是指那些蕴含潜在机会——可以在多个产业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或工艺，它既是基础研究迈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又具有被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共享的潜力。可见，共性技术的突破，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皆密不可分。

　　在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研究所侧重于共性技术研究，企业主要致力于应用性研究和最后的产品化，产研学三方在市场机制下合作互补。但在中国，这三者的关系，却呈现出错位竞争的局面，致使科研与产业严重脱节。

　　从大学来讲，对基础研究的热情正在下降。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基础，它意味着人才的培养、数据和成果的积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关系一个国家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因此稳定持续的投入非常重要。

　　然而，1999年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2005年至2010年，这一比例从5.36%降至4.59%，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始终占R&D总支出10%以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均在2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应用研究，且伸长手脚，自办企业。3D打印产业就呈现出浓厚的“高校军团”的色彩：除清华大学的北京殷华外，西安交通大学派生出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则依托于华中科技大学。

　　颜永年作为校方代表曾出任北京殷华的董事长，公司团队主要由他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及外聘的几名工人组成。公司一年卖两三台3D打印设备就可以支撑运营经费，盈利部分则需给校方分成。很快，这个校属企业就遇到了维持易、做大难的局面。由于经营业绩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不大，且教师和学生对发表论文、评职称的兴趣远超过销售产品，导致研究方向多瞄准高、精、尖题材，对来自市场的信号则表现迟钝。

　　事实上，几家依托高校建立的3D打印企业，都未能在热销的3D打印小型设备上有所建树。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就指出，教授抓一帮学生，办一个小企业。这样的产业化不仅对创建研究型高校和研究机构不利，而且从企业规模上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上不了台面。实际上，它是满足小团体利益的小富即安的模式。

　　大学应在技术出了“孵化期”后，将其转给企业实现商业化，从而脱离高校管理。最早做出3DP打印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就通过技术转让实现了商业化，它把工艺分成四条技术路线，分别卖给四家公司，其中一家名为Z Corp的公司，现在已占据了业内领先地位。

　　2012年，颜永年吸取往年的经验，彻底离开了大学，他找到投资方，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从科研院所来讲，同样缺乏研究并解决共性技术的兴趣。3D打印初进入中国那几年，即1999年之前，中国的科研体系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只管生产，技术研发由科研院所进行，并无偿转让给企业，结果前者没动力，后者研发能力薄弱。是年7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由此启动科技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上千家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进行了转制：脱下事业单位的“官衣”，不再享有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科技型企业。

　　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林耕，对转制后的这些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其中很少凭借原有的技术优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绝大多数放弃了长期共性技术研究，转向能在短期内解决生存问题的应用开发。

　　而欧美企业对3D打印技术的系统性开发，都离不开应用型研究所。德国弗朗霍夫激光研究所拥有20多台激光直接加工金属设备，但它只做应用研究，不做产品，专门为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生产、咨询服务。

　　从企业来讲，经过十多年发展，仅从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看，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创新主体。2010年，企业执行的R&D支出占全社会此类支出73.4%，这一数据高于美英法，接近韩日。2005年至2010年，拥有研究开发活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从6874个增加到12889个，而企业科技机构数量也从9352个增加到16717个。

　　但是，提供以上数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结果却显示：大量的研发资金被用于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工艺性问题、产品层面的研发，这些只能算技术改进，而非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国内企业仍满足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溢出效应，大力引进国外生产线，靠二流技术依然可以赚钱。”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称。

　　在这样的格局下，桎梏着诸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难题，事实上却处于无人攻坚的状态。

　　赶超模式的弊端

　　不论是企业界、研究所还是大学，都流露出强烈的重视短期利益、急于求成的心态，这与中国制造业始终处于规模追赶状态直接相关。

　　后进国的产业赶超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规模追赶、技术追赶和创新导向。

　　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形成了产业规模优势。在可统计的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22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各级政府擅长于追赶型和规模扩张的产业模式，企业也习惯将国外的技术拿来，凭借低成本、低端制造、大规模出口展开竞争。

　　然而，“新兴产业和既有的产业升级绝不适用于这种追赶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分析。

　　中国政府也努力通过制定专项规划，来确定战略性技术发展方向，但是，以追赶为特点的跟随体制，往往使得技术在外力的推动下，为达标而创新，产业内生的发展力量遭到破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举例说明，科技部不久前出台的一项规划，“从技术上、逻辑上就都不对”。这个名为《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的文件称，三维显示技术最有生命力，且终将成为显示技术共性平台的下一代显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