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印技术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区

　　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从大理地区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现版印技术。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关于唐代民间私印和剑南西川节度使。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诏丰祐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剑南官员冯宿奏禁版印日历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按：即唐剑南节度使属下的东、西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是冯宿在四川为官时向朝廷上的一道奏疏，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准。文中所奏禁止剑南两川等地民间私印日历一事，这是目前有关我国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那么，这一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与云南的关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区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嶲州都督府领地。也就是说，今四川西昌地区（此地古名会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属于云南省管辖）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胜、宁蒗、华坪等地，均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直接管辖区，其所属州县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张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郑回为嶲州西泸令等，皆其例。自天宝战争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北臣吐蕃，上述地区虽为南诏、吐蕃分别占领，但至南诏异牟寻与唐朝重归于好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嶲州、姚州等地虽仍为南诏领地，但当地民间自由往来从未中断过。尤其是贞元十年南诏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剑南西川节度司署专设“云南安抚司”机构，并有唐廷颁发的印信，令其专门管理南诏事务，这样今四川和云南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因此，前述冯宿奏文中所禁民间私印日历的范围，无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区。此奏疏中明确指出：“每岁司天台还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此版印日历乃民间私印所为，而且流传范围甚广，数量自然也不会太少。因为日历与其他书籍、文稿不同，其销量十分巨大。也正因为印数多，版印技术也并不太复杂，而且利润却相当丰厚，因此民间私印之风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说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因为当地使用的历法与内地相同）不仅有版印日历流传，而且数量也不会太少。这对南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会没有影响。我颇怀疑，当时南诏民间也有私印日历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间已有版印技术的流传。对此，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南诏的有字砖瓦与版印技术。其实，版印技术在云南南诏后期早已经出现，大理国时期更加盛行。只是我们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坏的纸张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损的砖瓦表面。考古学上习惯称此类南诏大理国时期特有的砖瓦为“有字瓦”或“有字砖”。此类砖瓦大多出自当时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庙、宫苑、砖塔等。尤其大理地区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区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发现。现以有字砖为例，简述它和版印技术起源的密切关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发现一座大理国时期的砖塔基址。山顶部到处散落着残砖碎石，塔砖的一面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汉两种文字，梵文无识，汉文右行为“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为“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宝”为大理国17代王段正兴纪年，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在两行汉文间，布满佛教图画和梵文经咒。我们在塔基废墟中捡到几块较完整的有字砖，发现每一块砖面上的梵汉文字和图画内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显然是在同一时期、同一砖厂，用同一种（至多不超过两种）木刻印模，在未焙烧前的砖坯上压印而成的。据当地村民说，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为拆除的，塔砖上多有文字和图画。他们还说，我们在塔基遗址中捡的那块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营小学院内作铺地砖用。我们立即赶到三营小学院内一看，整个小学院内铺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这种有字砖，为了美观，他们将有文字图画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琅满目”、“庭院生辉”。

　　1975年，大姚县在维修该县南诏建筑晋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时，在塔顶堆置部分原建造时多余的大型塔砖若干块，与清代同治年间维修该塔时的塔砖完全不同。砖面一侧也有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和佛教图画，其中汉文为“无垢净光咒”数字。有字砖发现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诏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砖大小规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亦有区别。其中汉文有“无垢净光陀罗尼”、“如意宝珠咒”、“四天王增长寿命咒”、“大吉祥天女说增长财物益粮咒”等，其余全部为梵文；也有的砖面无一汉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线。

　　大理地区碑幢上的梵文经咒。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兴盛，火葬墓数量亦随之增多。当时火葬习俗几乎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白蛮”开始由土葬改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砖室墓一样，少不了树碑立传。此碑幢和有字砖相同，均刻有汉文题记和梵文经咒，中间也夹杂有佛教神祇图像，如“南无尊胜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仪式和书写、绘制梵、汉文字及各种神祇图像者，又大都是当时民间以超度死者为业的密教阿叱叻僧人所为。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云：“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叻。”此类阿叱叻僧人一般不脱离生产，也多有妻室儿女。人死后，都得请阿叱叻僧诵经和书写梵、汉文经咒，并主持民间火葬仪式。又如万历《云南通志》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棺于中堂，请阿叱叻僧遍咒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梵文）经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这些民间“居家室”的阿叱叻僧人一般都没有多少文化，不仅不懂梵文，连汉文化水平也相当有限，但他们人人都以超度死者和主持火葬仪式为主业，又必须要书写梵、汉文经咒，于是每人都要保存一些不同种类和不同用途、格式的梵、汉经咒的样本（类似近代的农村应用文之类），使用时照抄一份即可，只是将不同死者的姓名等更改一下了事。因为此类应用文样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有人在这方面打主意，将此文本包括图像和版印日历及有字砖瓦一样，先反刻在木板上（也有的先将写好的正文底稿反贴在木板上，然后再刻制更方便），用此雕版墨印多份文本向阿叱叻僧出售，从中牟利。阿叱叻僧得此文本后，汉文根据不同用途照抄一般不会出错，梵文经咒则照猫画虎、一字不动地抄写在碑幢上，由石工刻制。正确与否也无所谓，反正民间谁也不认识梵文，大模样像就行了。因此，大理地区火葬墓碑、墓幢上缺胳膊少腿的梵文经咒俯拾即是，以致不能通读。正如方国瑜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一位朋友、美籍捷克人霍华德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此人精通梵文，据说他看了大理地区喜洲弘圭山等地火葬墓上的梵文碑幢，几乎没有一块是正确的。这也难怪，一些根本不懂梵文，又要书写梵文用以超度死人为业的民间阿叱叻僧，他们都是按照版印文本勾摹的梵文经咒，不出差错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