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 隐私权与探求新闻真相这对矛盾，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再次成为近期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

　　当中国公众和精英人士仍在争论，为打着探求真相旗帜而掀起的全民“人肉”浪潮是否合理合法符合道德时，英国媒体曝出的窃听丑闻，不仅让一个拥有168年历史的著名调查性报纸关门，也激发了全球对传媒业未来的新一轮讨论。

　　分析人士指出，《世界新闻报》采用窃听手段获取新闻素材确实有违新闻道德，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使传媒业变得沉闷且仅为社会精英服务，将同样是一场悲剧。

　　不能剥夺“好打听”特质

　　为了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调查新闻记者会使用各种恶劣的手段：私密录音和摄影、假冒身份，当然还有窃听。从维基解密到国会议员花销的各种报道，最受赞扬的记者往往都会超越法律的界限。这种行为是否应该全面禁止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金融时报》的社论指出，有关媒体监管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实施。改革者需要避免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即最近受到报销丑闻等事件重创的英国政客们，正在利用这桩窃听丑闻保护自己、权势之人和名流不受法律监管。

　　媒体自由是民主的一个支柱。它充满活力、挑战权威、“好打听”，能够让权势人物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些特质万万不能被剥夺。因此，对媒体行业操守展开的调查，不仅应着眼于如何制止媒体不当行为，更应着眼于如何保证媒体能继续行使它至关重要的社会职能。调查应该有两个目标：不仅要确保不再出现鼓励窃听行为的做法，而且要确保媒体能够继续拥有和使用报道真相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会警告称：《世界新闻报》及其竞争对手奉行的“耸人听闻”的风格，必然会造成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窃听这类行为。但绝非如此。正如知名编辑休·卡德利普所说：“耸人听闻并不意味着扭曲事实。它意味着对事件进行生动且戏剧性的表述，由此对读者心理产生强大冲击。”媒体是可以做到充满活力又不破坏规则的，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印刷媒体。

　　不能仅仅为精英服务

　　英国对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容忍，无疑促成了一种文化，即新闻集团等强大所有者的行为不受质疑。现有监管体系有改善空间，同时报纸自身必须纠正滥用行为。任何一个规模大到必须接受竞争监管的媒体机构，都不得脱离这种监管。

　　有关隐私权的问题需要对公众利益和责任有个更明确的定义。一个具体的新闻调查是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这里总存在着一个主观的判断。

　　《卫报》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堪称完美的传媒。美国人的文化让他们在一些敏感的话题上会进行自我审查，特别是在“9·11”之后出现了对官方的过度崇敬。

　　上周的窃听丑闻如果很快消散或仅仅带来媒体从业人员行为上的细微改变将会是一个悲剧。而一个沉闷、被“劫持的”，仅仅为了精英服务的媒体也同样将是个悲剧。紧要之务应该是为传媒业带来新的一面：记者将不惧怕挑战权威，而那些犯错误的记者、冒犯被采访者的记者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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