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31日上午，西蒙舒斯特首席执行官卡罗琳·雷迪（Carolyn Reidy）、麦克米伦首席执行官约翰•萨金特（John Sargent）和企鹅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杜乐盟一同现身美国书展的“领导力圆桌”座谈会。

  “稳定”与“增长”

  尽管全球文化和政治不稳定，但出版界正处于一段稳定的时期。担任座谈会主持人的是美国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玛利亚·帕兰特（Maria Pallante）。据她介绍，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几乎所有出版类别都在增长。

  “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书业做得都比想象的更好。有更多理由让我们对长阅读和图书的未来充满信心。” 杜乐盟说，“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商业模式，”“纸质书和电子书市场之间和谐共存”，加上儿童图书市场不断增长、识字率稳步提升等等因素。他认为没有理由悲观。

  杜乐盟谈到，“数字化转型开始以来的15年里，图书市场一直在增长。即使是在成熟市场上，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我们都看到了增长。”他透露，企鹅兰登书屋每年在全球出版约7亿图书，并通过大约12万个零售终端将它们推向市场。

  “变化”与灾难预言

  雷迪指出，“每次市场发生变化就会有灾难预言者出现，但事实是，图书的价值，它给社会、个人带来的所有东西即便不比以往多，也绝不会少。”

  至于社会时事及其对读者阅读兴趣的影响，她说，“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时，公众通常都会买本相关的书来读，试图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雷迪还认为，在媒体竞争中，消费者洞察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这是行业稳定前行的关键。

  “事情在不断变化，”她说。“大众市场在衰退，数字音频在增长，我们经历了电子书的增长和停滞。尽管如此，实际的市场仍然存在。变化的只是市场需求。

  “因此，更重要的是弄清楚消费者为什么想要一本书，他们喜欢什么格式，以及为什么喜欢这种格式……市场本身仍保持稳健。在这个市场里一直变化的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动力。”

  面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

  萨金特似乎想更多地探讨雷迪所提及的，在娱乐泛滥的市场上，消费者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是乐观的，这我认同。” 他说，“但我认为，未来几年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不断变化会带来一些严重问题。”比如，美国图书零售业会的走向，随购买模式的变化而来的可发现性问题。”

  “我们需要保护的是大量可供人们浏览的货架空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萨金特乐见有声书的崛起，因为有声书“把那些不经常读书的人带到了阅读情境中，培养了新的读者。”

  “到目前为止，图书行业在应对数字颠覆上做得非常好，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消费者购买模式的变化。”

  对于这次座谈会，一些观察者指出，自从几年前困扰行业的反垄断问题出现以来，如此阵容的嘉宾组合很难在这种大型行业活动上看到。这样一个聆听三位五大高管交流的机会吸引了大批观众。但根据波特·安德森的观察，后来多加的几排椅子很多都还是空着的，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台上的CEO们讲着行业发展得多么好，就在观众席的右边是曾经设置好几个五大展台的地方。然而今年整个展区的南翼空空荡荡，只有排队等待作者签名的人们。

  安德森说，不管这些高官们说行业如何赚钱，美国书展进入多年的收缩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评论中直言，整个座谈会气氛融洽，嘉宾和主持人共同构建了一个令人愉快和清晰的行业发展前景，多数大型出版商认为对于处在当前节点上的出版业来说创设这样一种印象非常重要。

  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例

  今年1月，特朗普的律师试图阻止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畅销书《烈焰与怒火》（Fire & Fury）的出版，作为麦克米伦的掌舵者，萨金特在书面回复中指责总统的做法“公然违宪”。

  被问及当时的感受，萨金特笑着说，“老实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本书要大卖了，”但他很快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我深思熟虑了两件事，其一如何回应总统，其二如何利用这一时机让人们，尤其是麦克米伦的人们，理解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他指出，言论自由是出版业的“最大价值”，同时也承认这种价值正日益受到挑战。“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因此，感谢总统给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同时也带动了这本书的销售。”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为萨金特在特朗普赤裸裸地进行事前限制时毫不动摇和妥协而鼓掌。

  卡罗琳·雷迪对此谈到，“在当前两极分化的环境下，双方都有很多人试图告诉我们应该出版什么。听从任意一方都不好。”实际上西蒙舒斯特也曾遭遇出版自由问题。去年，西蒙舒斯特因签约争议性人物、极右翼新闻网站Breitbart编辑米洛·杨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而遭到抵制，随后取消出版其作品《危险》。

  但正如《出版瞭望》主编波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座谈会中雷迪并没有提及此事。

  在杨诺普洛斯事件中，出版方经历了数月的诉讼程序才得以脱身。波特·安德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例，在很多人看来，其核心也是言论自由。在此案例中，一家受人尊敬的出版社很可能尽了最大努力穿越了当今政治极端主义的雷区。这个过程有时是痛苦的，但也很好地说明了包容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尖锐界线。” 它跟麦克米伦的伍尔夫事件可能具有同样的教育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