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仅仅是对这种科学技术发明或其社会传播过程的客观论述，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一直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无人敢于质疑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诸多科技发明的论述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国内学者通常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这一短语来增强我们一度受损的自信心。在这种政治气氛的笼罩下，中国史学中存在一种弥漫的“目的论史学”（teleological history），即为了将当下所需要的结论合法化，而去寻找历史“证据”的倒推方式。

    由于结论已经预设好，因此人们常常无暇去仔细推敲每个细节证据，稍有一点能和预设结论相联的资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来作为支撑那个庞大架构的材料。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即当你相信一个事物之后，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一信念的信息。这有时还会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西方学者质疑“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过中国”（更多是为了通过这一设问来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时，为这位信口开河的意大利探险家竭力辩护的却是中国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已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那他就非到过中国不可。印刷术研究也不例外，一如书中所言，“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以捍卫中国人的发明权作为研究目的”。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吴鲁旺（Dennis H. Wrong）曾说的，脱离了问题，答案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太过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问题”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论证的过程也是走过场，因为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这在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遗留至今的问题，诸如：先入为主的预判或“定调”；想当然的设想、推导，而忽略逻辑论证；乐于采信符合自己预期的薄弱证据乃至错误论证，但忽视或淡化对自己结论不利的证据；采纳不够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献，甚至将明知已被证伪的材料仍用作论据，只因这些有利于推导出自己的结论；只看孤证，而不顾及深远的历史驱动力及其逻辑性；急于自树新见，而缺乏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甚至在遭遇质疑后仍各执己见……凡此等等，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受“正规文史训练”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或许更可能是思维定式，以及国内文史训练注重解读材料而偏废纯理性的逻辑思辨。

    书中关于铜活字的考证在这方面可谓典范。辛氏以扎实的文史功底，证明所谓明代铜活字印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可靠记载，“事实上根本无法认证它的存在”，而我们理应承认朝鲜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国先进。在此，他详细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铜板”、“铜板活字”和“铜板”等记载，主张这只能解读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时采用了铜质版片来承放字钉，而根本没有涉及字钉的材质；据此推定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当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证在摧破旧说的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批评方法。

    在以往对这类发明权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不自觉的倾向，即“越早越好”。尽管这有时也是与学者们对材料的不同解读所致，但恐怕也是这种心态才促使人们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证。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复强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预设的研究结论，或是某种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往往会对客观分析史料，合理审视历史事实，造成严重伤害”、“历史的发展，是有正常伦次的。文献记载若是严重背戾这样的伦次，就要反过来审视这一文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解释出现了差误”，同时，他秉持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摒弃那些“想当然的猜想”。这样，他通过对文献材料的缜密考证和推断，证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术、隋代的所谓“摸书”、张秀民主张的唐代贞观年间即发明雕版印刷的观点，以及一些学者将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视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