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著作在成化以前，也就是1465到1487年以前，都难以获得，据称在皇宫之外，文天祥的著作只能在他老家江西找到手抄本。而15世纪最大的一个藏书家也很难得到司马光所写的非历史类著作。今天读中国文学的人一定都听过萧统编的《文选》，对不对？甚至觉得这是必读经典，觉得它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历代文人应该都读过，可是这里面就说到了，他在明朝出版晚到1487年，但是直到16世纪中期，江南的文人读者常常很难找到一部完整的昭明文选。
  
  那么当时有一个文人叫杨士奇，他说他用了几十年，试图从十多家所藏的残本中凑齐这本书，但是他最后凑的这个本子还是不全。大诗人白居易够红，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早期的藏书家也是要费尽千辛万苦之力才能够到处把他的诗，这一点那一点把它抄回来，结成一个集子。
  
  到了12世纪晚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完整印本已经很少见，1525年，当时人们说，要找全《史记》都很难，你想想看。当时的书是这么这么的难取得，这么这么的稀少，买书又很贵，所以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间这个书主要是靠借人家的书来抄，或者自己印去送，所以那时候送赠书是很大的取得书的一个渠道，而那个时候的官府，士大夫也很流行印书当礼物送人，你大概能够从今天我们一些，你去跑政府部门，也不能叫行贿对不对，送个酒算什么行贿，今天我们送个车都不一定叫行贿，那时候就叫做送书，那时候的贪官主要搞送书，或者印书送人，搞这类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来问，当时的那些藏书家，比如说他收藏了很多书，那难怪大家很羡慕，都很想去看一看，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藏书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藏书公开给别人看，怕的是什么？怕人家借了不肯还。今天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那个年代一些文人无耻的故事，像钱谦益，给别人借书，借回来抄好了，这书有时候不还，又或者是人家肯大方慷慨借了很多书给他，他也抄好了，然后人家再找他说你的一些书也借我看看吧，他就假装说我没书，哪有？你胡说吧。我上回答应过你吗？哪有这种事呢。
  
  所以你想想看，书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件事，这样的情况居然造成明朝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想潮流，在这里面我觉得周绍明，这本书最大胆的一个判断是什么？他说因为私人藏书，难以接近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明朝流行到书院听课、讲学、讨论，书不容易得到，你必须去听，必须去讲，得到一本书就要好好的凭记忆记下来，所以明朝最让人吃惊的一点，就是那些大思想家，像王阳明通常不一定是大藏书家，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所以后来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朝讲兴学，讲学问不注重文字，不像后来清朝搞考据，搞训诂搞的那么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明朝文人要找书看，很难，到了清朝书多了，你就有条件去搞那些很繁复很烦琐的那种文字考证上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