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三：投资依赖过度
  
  “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若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但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金三林研究，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截至2012 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问题之四：扩大消费障碍多
  
  近年来，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增长，消费总体较为疲软，其影响因素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预期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较大，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两者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三者之间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二是降低税费负担不易。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对消费影响既大又直接。税费改革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进程，但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变，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队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巨大的税费来支撑，因此税费负担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占当年GDP的22.7%，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
  
  三是通胀影响消费。通货膨胀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对消费影响巨大。当货币日益缩水，居民消费则日益谨慎。由于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变化，随着人们支出结构日益向住房、汽车、教育等大额消费品倾斜，必须更多地用货币发行量(如M2)、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来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M2余额从2000年末的13.5万亿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万亿元，M2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国不到70%。2005年以来，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非短期能解决。各种福利保障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支撑，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无后顾之忧，就越敢消费。福利保障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居民之间、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国政府较强势，在财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目前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约为50%左右。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