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根源在于预算管理
　　
　　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防控债务风险首次被列入年度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您如何看待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如何化解这种风险？
　　
　　黄育川：债务问题确实严重，地方政府从银行借了太多的钱。那么，这个问题是银行系统的问题吗？不是，我认为这是预算问题。
　　
　　很大一部分债务都是从城市银行借的，而城市银行由地方政府和其他股东共同拥有，因此实际上地方政府是自己找自己借钱。这些钱被用于建设基础设施、道路、房地产等，大部分是短期贷款，需要一两年内归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债务问题是很明显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不应当通过银行贷款资助这些项目，而是应当通过政府预算，一是通过合理的税收，二是通过发行15到20年的长期债券，从普通家庭借钱，该债券具有6%-7%的高利率，由地方政府担保，风险较低，而普通家庭把钱放到银行只有3%-4%的利率。然后还要建立债券交易市场，地方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交易，比如美国就拥有很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市场。此外还需要建立评级机构，评级机构负责搞清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未来是否有足够收入可以偿还这些债券。搞清这个问题后，评级机构对该债券进行评级。如果评级得分很低，那该债券的利率就会很高，可能达到10%-11%，因为这意味着该债券风险很大，因此我用高回报来补偿你的高风险。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债券市场中选择不同的政府债券，从6%-7%利率的安全型到11%利率的风险型。这些都是通过政府预算来实现的，而不是银行贷款。
　　
　　三中全会也认可了政府预算的作用，中国需要改革预算体系，改革税制，尤其是不同种类的所得税。中国有大量的家庭收入没有交税，大量收入没有报告，因此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对这部分没有报告的家庭收入合理征税。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不可能很快就能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产能过剩在于经济刺激政策
　　
　　问：明年中国还必须去努力解决“产能过剩”的老问题，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走出过去产能过剩周期性过剩的老路？
　　
　　黄育川：产能过剩有两种类型。一是房产过剩，原因在于有的房子建在错误的区域，且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太贵了。而这背后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发展房地产。因此如果我们上面所探讨的债务问题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不了。二是工业企业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物资设备等等。他们的产能是为匹配经济年增长10%而构建的，如果经济增长只有7%，那么生产量就必须要下降。
　　
　　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刺激措施使得经济增速过快。金融危机前中国保持每年9%的增长，2008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从9%降到7.5%，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就不会有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你可以花几年时间，将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但实际上，后来的刺激措施将经济增速提高到接近11%。现在因为债务问题迫在眉睫，又想把增速从11%迅速降到7.5%。因此，目前产能过剩之所以成为大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刺激措施的作用如此巨大，另一方面在于解决问题的时间如此之短，这是中国以前从未碰到的情况。除了减少生产，让库存与需求相匹配外，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生产很可能明年中期会发生。
　　
　　可能一些人会谈到减少生产带来的失业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因此不用靠增长6%或7%去为大部分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需要解决的是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现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是1999年的7倍，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大幅上升到了16%，而高中、初中毕业生的失业率为4%。中国“制造”大学生太多太快。解决方案是，第一，组织服务(organizationservices)，服务业可以为高技能劳动者创造更多工作；第二，消除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在美国，一个垃圾收集工人可能比老师挣得多。
　　
　　中国经济需要防范社会风险
　　
　　问：除了上面说的，您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之后，还面临哪些风险？
　　
　　黄育川：主要是社会风险。年轻人担心工作问题，找不到符合自己收入预期的工作，他们会不满意；城市与农村社会服务质量差距，农村居民不再只关心是否享受到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服务，还会关注是否享受到了同样质量的服务；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是否需要依靠家庭关系去找到一份工作？人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北京的污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多的是受周边省市工业生产的影响，如果这些省份必须依靠煤电来进行工业生产，那么结果就是大城市的严重污染。住在大城市外的人与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冲突会加剧，因为住在大城市外的人的工作主要与工业相关，而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工作主要与服务业相关。假如北京规定不准使用煤电，那么拆除煤电设备可能造成成本加倍，工业产品竞争力可能下降，一些工厂可能会被关闭，一些人可能会失业，但是环境可能会改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前从未出现的冲突(在大城市居民与小城市、市郊居民之间)显现。
　　
　　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就是要允许人口更容易更自由地流动。人口流动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比如一个地区的学校不好，人们就会去其他地区的学校，这就告诉我们需要改进这个地区学校的质量。如果不允许人口流动，还会人为产生不同的阶层(differentclassesofpeople)，滋生冲突。
　　
　　因此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三中全会建立了两个新组织，一个负责经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一个负责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安全既包括对外，也包括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