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穿皮鞋
　　
　　“我们在故宫上班，没有人穿皮鞋的，都要穿布鞋。为什么？地不能有震动，一件瓷器放在桌子上，不能被震动。环境不能闹，不能有杂音，因为特级文物住在我们这。”鹿银鉴说。
　　
　　当年，我国古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经常到印刷所检查工作，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有时候湿度不够，他拿布盖在画上面。
　　
　　鹿文波制作的第一幅《宋人画册》出来以后，一张真画和一张复制的画放在一起，郑振铎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看了赞叹不已：“太好了，跟真的一样！”王冶秋亲自叫人给鹿家买了马连良的票，请他们看戏。后来，《宋人画册》做了100幅，那是故宫最好的复制品，被做成册页，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
　　
　　他们还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印制过彩铜版的贺年片。鹿银鉴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贺年片印的是东方红，宋庆龄的贺年片印是的梅花，董必武的是一个公鸡，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是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些东西一般人不能碰，在车间印完以后经他检查才能出厂。按照规定印多少张，不能多也不能少。
　　
　　他们当年复制的艺术品，都是鹿文波签字以后，才可以付印。“每张画，每修一个颜色，每印一张，都由我父亲签字，他不签字，就通不过。”鹿银鉴说。
　　
　　一通百通
　　
　　鹿文波的彩铜制版高超手艺当年在中国独此一家。鹿文波的夫人对4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有这么好的技术，你们兄妹谁来学、谁来继承？”鹿银鉴在兄妹中排行老二，当时高中快毕业了，他说“我跟着父亲能学好”，于是他和二妹两个人就此放弃学业开始跟父亲学习彩铜制版技术。他母亲嘱咐这两个孩子：“那你们要准备吃苦，不吃苦怎么学会，你爸爸当年十几岁就到日本留洋了。”
　　
　　鹿银鉴曾问过父亲：“我怎么能学得像您一样？”鹿文波说：“一个人学习不在于你今天会，或者你今天不会，而是要入门，进了门，你就通了，一通百通。”鹿银鉴对记者说：“这话到现在我体会到，的确是这样。”
　　
　　后来文物出版社印刷厂成立，故宫博物院印刷所归并到该厂，国家拨巨资从西德引进最先进的电子分色机、电子制版机、海德堡等设备。当时有人认为，有了外国的先进机器，像鹿文波、鹿银鉴这样的技术人员就可以不用了。然而，用最先进的机器却制作不出好的复制品，有技术问题还得找他们来解决。鹿银鉴说，技术就是这样，一通百通，教科书上没有。
　　
　　“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打碎了很多人的梦想，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文革”后期，文物出版社恢复工作后，鹿文波已经70多岁，仍被文物出版社印刷厂聘为技术指导，每天上班，却不取报酬。1980年年初，他当选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1980年3月在北京逝世。
　　
　　鹿银鉴告诉记者，彩铜制版技术到他1985年退休以后就断了。他有5个孩子，但没有一个人承继这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