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和“中华”你追我赶了大半个世纪

　　你印《四部丛刊》，我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有《辞源》；你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我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

　　仅仅4年之后，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印刷机器多达数百台，陆费逵很大气地进行印刷设备的更新，添置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凭此一举，中华在全国彩印方面跃居领先地位。

　　有趣的是，中华书局总店紧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在后来的时日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华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对商务形成了挑战。两家在所有的出版领域都形成全面竞争的态势。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则有《辞源》。最有名的竞争是，商务创办了有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在创业之初就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

　　熊月之认为，从这里最应该看到的是竞争的好处。从晚清一直到解放前，全国有75%到80%的书是在上海出版的，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同书局、开明书局等等出版机构林立的情形。“据统计有过出版机构名称的大大小小有600多家之众，虽然有生有灭，但总体上一直有那么多。我以为那么多的书店、书局，有利于好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形成品牌。社会也能够从出版社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知识经译介出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中包括了后来改变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啻说也是书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群组式的、整体性的联动发展，就是所谓的文化、经济、社会‘共生’现象。”

　　在性格上，人家常说商务印书馆先做开天辟地之事，有理想主义；而中华书局奉行实用主义，有灵活性。这“灵活性”里浸透着一种强烈地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有个小故事：陆费逵有时亲自站柜台，某日有一顾客在书画柜购买字帖一本。在营业员包书空隙，陆费逵主动上前告知顾客，另有新出书画多种并逐一加以介绍。最后顾客共买得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次日，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买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答曰：“是即敝人也！”

　　熊月之说，在市场策略上，中华书局采取的是一种“紧跟”商务印书馆的策略。她并不以紧跟为耻，但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照搬，是有超越意识的紧跟。比如《辞海》就针对商务出版的《辞源》而编辑出版的。这本大型工具书的组织编辑历时达20年之久，主持者数易其人，也数易其稿，先后从事者凡百数十人。请舒新城出马是《辞海》最为关键性的一着棋，因为此后是书编纂改弦易辙，变更方针，以收新词为主。发排前夕，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华诸人四出活动，陆费逵也亲自出马奔走于书法名家之门，得到不少法书妙墨，但由于所得太多，碍于情面不好定夺，最后集古碑而成。中华的这本《辞海》，因为较商务《辞源》后出约20年，取其长而补其短，销售数量远远超过商务的《辞源》。

　　商务与中华竞争出版工具书、古籍书对照表

　　商务出版

　　《新字典》（1912）

　　《学生字典》（1924）

　　《国音字典》（1919）

　　《国音学生字汇》（1919）

　　《辞源》（1915）

　　《综合英汉大词典》（1928）

　　《四角号码词典》（1929）

　　《四部丛刊》（1919-）

　　《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

　　《丛书集成》（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