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制时代： 中小出版社遭遇发展之困
2011-10-09 09:14:3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责编：王岑
- 摘要：
- 随着改制基本完成，中国的出版业进入了后改制时代，出版社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单体中小出版社面对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的大出版社、地方出版集团及数字出版的冲击和挤压，步履维艰。
【CPP114】讯：随着改制基本完成，中国的出版业进入了后改制时代，出版社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单体中小出版社面对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的大出版社、地方出版集团及数字出版的冲击和挤压，步履维艰。对于中小出版社来说，压力中的重中之重还是市场瓶颈问题。中小型出版社在后改制时代如何求解？如何突破市场重围？中小社迈出的第一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牵头，近30家中央级出版社合作的学术社科中盘“北京中盘联合图书有限公司”已经呼之欲出。
改制后的出版企业面临着数字出版的冲击和市场的无序竞争及大出版社、出版集团的挤压等三重压力，尽管单体中小出版社从上个世纪到今天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积累，但在新的形势下，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困窘。
“春秋无义战”：
后改制时代的出版格局
在后改制时代，单体中小出版社面临的压力愈来愈大，不仅仅是要面临着出版社间的竞争，如作者资源、营销渠道和人才资源等资源的争夺，更重要的是曾经充当中小出版社“发行中盘”的新华书店总店业务的停滞，加上地方出版、发行集团的迅速崛起，都使中小型出版社进入地方新华书店的壁垒进一步加深。
所谓的“春秋无义战”，主要指改制后的市场信用欠佳为特点的图书流通领域的市场无序，及一些出版业上市公司缺乏力挺图书主业的社会责任，以及面对数字出版进逼、不知所措情况下无意识的市场信用缺失等无奈。回顾60年来的中国出版业，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多年中，出版社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怀抱中，无忧无虑，以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为首的几个发行所包销全国范围内出版社的所有产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社自办发行以来，虽然一些规模较大的老牌出版社在逐步发展自己的营销网络，但随着200余家中央级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接踵创立，京所的中盘势力激增。上世纪末，京所一般图书销售额已近40个亿（当时的全国销售额150亿左右，其中一般图书60亿左右），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对各地新华书店颇多制约，此时的市场还算有信义可言。但随着各大社自办发行逐步成型，加之总店的用人不当，其业务到本世纪初已不堪一击，对市场失去了威慑，一些地方书店遂有不义之举，如某省店7折进货5折批发（从进货伊始就算计着不想回款）、大钟寺悲剧，随后的挂历大战、教辅自杀，直至近年的第三极谜局、京东、当当秒杀，都给出版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最近某上市公司的低折扣进书、批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单体中小出版社主要是中央级出版社，改制后，其生存环境日渐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者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夺。跨地域争夺作者资源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小出版社在面对各方面都强有力的大出版社、大集团和数字出版商（包括运营商）的竞争时，显然处于劣势地位。
二是地方集团地域市场壁垒的挤压。改制后，新建立的地方出版集团，大都有意无意地助推了地方保护，过去中央级出版社借助总店能发的货，现在发不出去。部分地方出版集团把地方新华书店当成自己的发行部，尽管舆论上反对地方保护，但操作中自然是尽力保护本省和本版图书的市场覆盖和销量。新华书店总店曾经担负中央级出版社整个销售量的30~50%左右，它的衰落，对中央级出版社影响很大，因为没有了代理商、没有了中盘，不得已只好靠资助出版甚至靠买卖书号来苟延残喘。北京的200多家中央级出版社，大部分以做社会科学类图书为主，其中，学术书所占比例甚大。这些社的销售码洋大多在3000~5000万之间，很难在地方市场上有较强的话语权和较好的市场待遇。
三是数字出版的冲击。阅读形式多样化，对纸质图书的挤压是不可逆转的。那种一个出版社一年靠几十种、几百种图书就可以过“小康生活”或“独霸一方”的局面已维持不了多久了。
改制前后短短数年功夫，中央级出版社便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一大批有资产优势和行业发行优势的大社逐渐成为书业大鳄，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和轻工出版社等，背靠主管主办单位出资人的丰厚资源（人脉、资金、房产）和多年积累，它们能坚持主业，并渐渐突破出版范围，向社科、教育等领域拓展。
在中小型出版社中，一类是仍可依靠专业渠道和行政资源继续维持生存的，即便如此，这其中大多数的出版社也意识到，要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行政资源，因为行政资源的萎缩已势不可挡。在市场经济的疾速发展及出版业进一步成熟的情况下，大多数出版社已逐渐向市场图书拓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中央党校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另一类恰恰是一些行政资源微薄，几乎完全靠市场生存的中小出版社，凭着多年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坚守主业和产品特色，坚持以本版图书进入良性发展，逐步完善自我造血功能，建立起了市场主体地位。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这些社处于小康，还活得有滋有味，但规模仍偏小，竞争力不强。
除去以上两类尚能生存或小步拓展的少数中小型中央级出版社外，大多数中央级出版社仍处在惨淡经营的境地，主要是因其发行市场主体地位未确定，首先是产品未能自主化，市场未能主体化，未能利用本版书的运作培养起一支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专业管理队伍，未能解决自我造血功能。深究起来，一直以来的买卖书号，甚至改制中许多出版社的难产和改制后的维艰，都和新华书店总店业务的停滞相关，对这些出版社的影响之巨，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改制后的出版企业面临着数字出版的冲击和市场的无序竞争及大出版社、出版集团的挤压等三重压力，尽管单体中小出版社从上个世纪到今天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积累，但在新的形势下，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困窘。
“春秋无义战”：
后改制时代的出版格局
在后改制时代，单体中小出版社面临的压力愈来愈大，不仅仅是要面临着出版社间的竞争，如作者资源、营销渠道和人才资源等资源的争夺，更重要的是曾经充当中小出版社“发行中盘”的新华书店总店业务的停滞，加上地方出版、发行集团的迅速崛起，都使中小型出版社进入地方新华书店的壁垒进一步加深。
所谓的“春秋无义战”，主要指改制后的市场信用欠佳为特点的图书流通领域的市场无序，及一些出版业上市公司缺乏力挺图书主业的社会责任，以及面对数字出版进逼、不知所措情况下无意识的市场信用缺失等无奈。回顾60年来的中国出版业，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多年中，出版社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怀抱中，无忧无虑，以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为首的几个发行所包销全国范围内出版社的所有产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社自办发行以来，虽然一些规模较大的老牌出版社在逐步发展自己的营销网络，但随着200余家中央级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接踵创立，京所的中盘势力激增。上世纪末，京所一般图书销售额已近40个亿（当时的全国销售额150亿左右，其中一般图书60亿左右），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对各地新华书店颇多制约，此时的市场还算有信义可言。但随着各大社自办发行逐步成型，加之总店的用人不当，其业务到本世纪初已不堪一击，对市场失去了威慑，一些地方书店遂有不义之举，如某省店7折进货5折批发（从进货伊始就算计着不想回款）、大钟寺悲剧，随后的挂历大战、教辅自杀，直至近年的第三极谜局、京东、当当秒杀，都给出版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最近某上市公司的低折扣进书、批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单体中小出版社主要是中央级出版社，改制后，其生存环境日渐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者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夺。跨地域争夺作者资源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小出版社在面对各方面都强有力的大出版社、大集团和数字出版商（包括运营商）的竞争时，显然处于劣势地位。
二是地方集团地域市场壁垒的挤压。改制后，新建立的地方出版集团，大都有意无意地助推了地方保护，过去中央级出版社借助总店能发的货，现在发不出去。部分地方出版集团把地方新华书店当成自己的发行部，尽管舆论上反对地方保护，但操作中自然是尽力保护本省和本版图书的市场覆盖和销量。新华书店总店曾经担负中央级出版社整个销售量的30~50%左右，它的衰落，对中央级出版社影响很大，因为没有了代理商、没有了中盘，不得已只好靠资助出版甚至靠买卖书号来苟延残喘。北京的200多家中央级出版社，大部分以做社会科学类图书为主，其中，学术书所占比例甚大。这些社的销售码洋大多在3000~5000万之间，很难在地方市场上有较强的话语权和较好的市场待遇。
三是数字出版的冲击。阅读形式多样化，对纸质图书的挤压是不可逆转的。那种一个出版社一年靠几十种、几百种图书就可以过“小康生活”或“独霸一方”的局面已维持不了多久了。
改制前后短短数年功夫，中央级出版社便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一大批有资产优势和行业发行优势的大社逐渐成为书业大鳄，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和轻工出版社等，背靠主管主办单位出资人的丰厚资源（人脉、资金、房产）和多年积累，它们能坚持主业，并渐渐突破出版范围，向社科、教育等领域拓展。
在中小型出版社中，一类是仍可依靠专业渠道和行政资源继续维持生存的，即便如此，这其中大多数的出版社也意识到，要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行政资源，因为行政资源的萎缩已势不可挡。在市场经济的疾速发展及出版业进一步成熟的情况下，大多数出版社已逐渐向市场图书拓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中央党校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另一类恰恰是一些行政资源微薄，几乎完全靠市场生存的中小出版社，凭着多年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坚守主业和产品特色，坚持以本版图书进入良性发展，逐步完善自我造血功能，建立起了市场主体地位。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这些社处于小康，还活得有滋有味，但规模仍偏小，竞争力不强。
除去以上两类尚能生存或小步拓展的少数中小型中央级出版社外，大多数中央级出版社仍处在惨淡经营的境地，主要是因其发行市场主体地位未确定，首先是产品未能自主化，市场未能主体化，未能利用本版书的运作培养起一支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专业管理队伍，未能解决自我造血功能。深究起来，一直以来的买卖书号，甚至改制中许多出版社的难产和改制后的维艰，都和新华书店总店业务的停滞相关，对这些出版社的影响之巨，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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