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蔚华看来，其中关键的原因为，严格的专业分工和行政性的垄断，条条框框的分割。

　　“中国出版业产业集中度低，资源无法形成有效整合；不同的媒体之间存在分割，我们的集团很少有综合性的集团，都是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广电集团、报刊集团，还有印刷集团，完全无法形成有效整合。”据本报记者了解，北京出版集团曾想与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社等传媒集团共组大型综合传媒巨鳄，但因种种原因，终告作罢。

　　同时，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也成为制约传统出版转型的重要原因。“包括我们传统出版业最优秀的出版社，也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了，现在出版业的人才流失非常严重，据我所知，很多出版业的人才都离开了出版业，到其他行业去了。”周蔚华举例说明，从盛大2010年的报表来看，其利润为20多个亿，而国内最大的出版社高教社的利润去年还不到2个亿。外国以及民营企业中常用的股权、期权等吸引和留住管理者以及其他优秀人才的资本手段，在传统出版业也很难实现。

　　此外，优质内容资源的缺失，使中国的数字出版无法形成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而现代版权保护观念的缺失，网络的侵权盗版，已经导致网络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资本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杠杆，而目前在国内，资本和数字出版结合方面缺乏有效机制，使得数字出版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大多数出版单位对数字出版的投入较低。

　　“过去我们一谈资本，出版社就说，我们为什么要上市，我们不缺资金。传统的出版运作确实不缺资金，因为作为文化产业，无需机器、厂房，出版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比较低的，但是在数字出版条件下，不仅要强调内容密集，还要强调资金密集和人才密集。过去的那点资金对数字出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资本的介入，就无法形成信息的整合，无法形成海量的信息。”周蔚华说。

　　而制约我国传统出版单位转型数字出版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没有发挥资本的力量密切相关。产业集中度低，使得通过资本进行整合的成本过高，现有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企业间的兼并与收购，无法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而西方的出版业，是通过不断的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比如，全球科技出版的执牛耳者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的主要业务集中在科技、医药、法律、展会和专业出版等领域，威科集团为医疗健康专家、律师和财务人士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尽管威科的年销售额已达30多亿欧元，仍无法阻挡爱思唯尔对其的觊觎之心，只是苦于资金问题而没有付诸实现。产品的分割则限制了资本的投入和扩张，出版企业即使募集到钱，也找不到投资的出路。

　　所以，目前来看，传统出版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没有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以期刊为例，目前国内近万家期刊分散在四千六百多家单位里，平均下来，每个单位不到两个期刊，而“像培生、麦格劳希尔、约翰威利，一个出版集团有上千种杂志，形成了有效资源的整合”。

　　同时，数字化产品的版权购买需要巨额资金，传统出版单位单靠自身的力量无力进行这种巨量的投入，如培生、麦格劳希尔的定制服务，“在中国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教材版权是整体的，第一权利人是作者，出版社没有资金把版权完全买断，而国外把版权完全买断了，就可以通过各种组合，进行定制的销售” 。

　　由此，周蔚华的呼吁是，在宏观管理层面，“打破媒体界限，实现出版资源融合；变革主管主办制度，强化出版人或投资者责任；打破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微观运行机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市场竞争主体；运用资本力量来对管理者和骨干人才进行激励和约束；运用资本力量进行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回来，周蔚华都备感沉重。“再不迎头赶上世界数字出版发展的洪流，我们就会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在数字出版发展方面的距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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