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王余光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王建辉的《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书中，吴永贵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一文中，以及众多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学者的文章中，都对中华书局及其团结的作者、出版的图书，对于近世中国的影响有过精彩的论断。而在近代中国波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中华书局印刷所的职工们也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仅据《中华书局大事纪要》和《腾飞中华———纪念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九十周年图集》(中华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印制)载：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5月19日，中华书局员工组织宣传队，进行抵制日货宣传；6月5日，印刷所员工举行罢工，以为响应。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中华书局员工一致响应罢工罢市。原印刷所工人刘华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上海工人进行斗争，于11月被捕牺牲。

　　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朱锦玉、刘镇、秦源泉、汤炳南四烈士光荣牺牲。

　　1930年中华书局赶印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出版，旋被查禁。

　　1942年曾领导“九个半月复工斗争”的钦家俊在进行抗日秘密斗争时被日军所俘不幸遇害。

　　1949年5月，印刷所职工在澳门路印刷厂进行护厂，迎接解放。1948年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书局的周宝训也在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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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由中华书局印刷所培养的孔绍惠曾为新中国刻过五十余张邮票、唐霖坤曾为新中国刻过约三十张邮票，开国大典重要邮票之设计和刻版即均出自唐霖坤之手。1949年，当时惟一的国营彩印厂———上海市印刷一厂延聘原中华书局绘石课职工郑梅清为技术指导，为上海培训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制版专业人才。毛主席标准彩色像印版，即出自其高足郑子弘之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华印刷厂于1982至1986年间，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书刊质量评比中，三夺总分第一桂冠。1991年，在第六届该项评比中又荣获彩色印刷第一名。1988年，上海中华印刷厂被国家计委列为首批对外承接印刷业务的企业，1990年被命名为国家二级企业，1992年被国家人事部、新闻出版署评为先进企业。

　　1998年，上海中华印刷厂与上海美术印刷厂共同投资组建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中华公司进行了第二次改制，美术印刷厂退出，上海文新报业集团、解放日报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进入股东层。2008年，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青浦印刷基地，建起占地约170亩的新的印刷厂。

　　四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源地，不仅留存了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大近代出版重镇在内的多处出版机构旧址，更拥有70%-80%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资源。2000年以来，上海的人大、政协委员多次提案呼吁，在上海建立出版博物馆。2001年，上海出版界就建设出版博物馆的可行性进行调研论证；2003年11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启动了出版博物馆的筹建工作。6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共投入超过一千万元文化专项基金及房产，用于出版博物馆的筹建，出版博物馆筹备处也开展了大量实质性工作，包括藏品征集、史料整理、口述历史采访拍摄、藏品库建设等，积累了数量众多的藏品与史料。

　　但馆址选择问题始终没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成了困扰出版博物馆项目正式立项的瓶颈。出版博物馆(筹)先是暂住在绍兴路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随着收集的藏品与日俱增，不得不搬离，目前栖身于钦州南路81号，与韬奋纪念馆合用上海出版大楼的17层。700平方米的面积，除了必要的借阅部兼会议室、消毒间、仓库等外，绝大部分用于藏品集纳，展示功能基本谈不上。由普通办公楼改成的藏品部其建筑质量达不到专业承重要求，能够充分利用空间的密集架无法安装，摆满书柜的博物馆显得充实而局促，甚至走廊里也堆满了定制的档案收纳盒。尽管早已对社会开放，但出版博物馆(筹)目前的社会服务功能发挥得还很有限。

　　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等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利用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旧址改建出版博物馆提出了建议，建议称：“由于70多年来，(中华书局的旧址)一直在出版系统内部流转使用，所以该建筑群基本格局依旧，是目前全国惟一完整保留原有规模的、最大的中国民族出版机构的旧址。”“中华书局旧址记载着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昨天，一旦改建成出版博物馆，其所含蕴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具有的建筑规模和类型，都可与出版博物馆丰富的展品水乳交融、相互辉映；而与此同时，中华书局旧址也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这是对优秀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对近代新闻出版史颇有研究的周振鹤也认为，中华书局旧址改造成为出版博物馆是最佳选择：“中国再也没有这么大这么合适的有关出版印刷的实体文物存在了。因为拓宽马路需要，经过先后两次拆迁，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发行所位于旧称棋盘街的旧址已经差不多全部拆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商务印书馆不单是一家出版社而已，更是近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中华书局在近代出版史上地位几与商务印书馆并列，在它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出版遗迹上改建出版博物馆，难道不是浑然天成吗？”

　　事实上，不仅上海出版界，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于2009年6月12日就利用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旧址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建出版博物馆致函总署。该旧址最终仍“被有关方面看中”，“签订了商用开发的租赁意向协议”。

　　五

　　2010年5月中旬，记者造访中华书局旧址，发现此处已变身工地，一片狼藉。临街的两幢建筑，一幢几近完工，外立面新刷了油漆，贴了瓷砖；一幢正在施　　工，墙体斑驳，靠马路的墙体上打了若干大洞，楼侧“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被埋没在脚手架间，牌身淋了水泥，污浊不堪。

　　正在施工的建筑楼顶上，矗立着两块约两米高的巨大广告牌，印有“中华1912”等字样。在网上查“中华1912”，很容易就能找到其网站，网站对自己项目的介绍中，不仅列有中华书局总厂的历史沿革，有中华书局的辉煌成就，也有“该组建筑于1999年9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确认为优秀历史建筑”的内容。介绍称，之所以要改建为创意产业园，是“为更好地保护、修缮和利用这个优秀的历史建筑群”，网站公布的产业园业态分布规划中，有“国内办公”、“涉外办公”写字楼，有“商务中心”(酒店)以及“人才公寓”。

　　应当说，“中华1912”项目完全清楚旧址的历史价值，并非常善于利用它，项目以诗意的语言描绘道：“百年来，时间，丰满了一个城市的生命”，“不同的岁月和生命在这里留下庄严的记号”，“每件珍藏，都讲述着文脉典藏与民族兴衰”，进而号召要“用国际思想重新审视历史”，“在无可复制的百年土地上，造就新的巅峰体验”，还要“Together，with China”。

　　此外，在上海本地的几家商业网站上，还能很容易地查到“中华1912”的招租广告。

　　上海某熟知建筑学与近代出版史的人士曾多次实地考察过“中华1912”项目施工情况，该人士表示，中华书局总厂在规划建造之初即作为印刷厂车间而设计，为大开间钢筋混凝土现浇楼盖结构，而公寓、酒店功能所必需的小开间私密空间、独立卫浴，必然要求在楼体内部设置隔断墙、钻通楼板以通上下水，势必会“破坏建筑的格局与结构”。

　　现年85岁的陆费铭琇女士在闻知中华书局旧址将被改建成写字楼、商务中心与公寓之后，大感“惊奇”，继而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她表示，中华书局是父亲一生心血之所系，其中上海旧址又是中华书局全盛时期之所在，父亲当年不得已匆匆离沪时，一家人只带了些许物件，连夜逃到香港，家中所藏图书字画与家具等，皆存放于上海总厂办公楼四楼。父亲在港继续主持中华书局的主要事务，时常牵挂上海总厂，但直到1941年病逝，终没能再回上海。陆费铭琇1946年返回到上海，帮母亲从总厂搬回部分家具及用品，藏书字画与文字资料等家产，却始终没能拿回。

　　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巢峰曾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以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工作，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即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再加上《辞海》的渊源，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即原中华书局图书馆)长期存身于澳门路477号，巢峰始终对此地怀有特殊的感情。接受采访时，老人止不住地叹气：“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如果早知道一点，我还可以找有关部门提提意见，但是等我知道已经晚了，它已经快完成了。现在不是挽回不挽回的问题，想挽回也挽回不了了，作为一名老出版人，我也只能表达一点看法吧。”“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却把这么一个古老的文化建筑给破坏掉了，可惜。”上海市文管会某领导的反应是“遗址本身就是文物，利用遗址改建博物馆是国际惯例”。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称，尽管不是十分了解此次中华书局旧址改建的具体情况，但赵昌平等的政协提案他一直很关注，也很赞同，出版博物馆筹备处也曾同他商量过定址在中华书局旧址的事情。旧址即将改作商业用途，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