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和新式标点符号的推行，文言文的出版物时过境迁，用白话文写作的图书逐渐在出版界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文字的因循守旧与开拓创新并不是一个已然解决了的问题，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表征着新旧两种学术思潮的激烈交锋，并且与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延续、学术的发展、出版物的形式与内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1937年蔡元培以其在教育界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联合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共688人发布“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

　　简单地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切方言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以下是我们所要建议的具体方法:

　　(一)每一个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后，我们首先要根据这方案编辑最廉价的课本指导书。

　　(二)课本编成后，即着手运用各级学校、民众学校、识字学校、夜课学校、补习学校、讲习会，培养新文字的教师，凡学会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义务。

　　(三)为着要使学过新文字的人继续学习起见，我们要出:高级课本、报纸、小说、诗歌、各科小丛书、新文字连环画、新文字的辞典、北方话与其他方言对照读物。

　　(四)根据新文字方案创制文字速写并创制新文字打字机。

　　(五)对于用汉字编印的书报，我们主张:一、文字大众化;二、横排;三、采用新文字报头;四、新文字汉字对照的读物另辟一栏。

　　……蔡元培等人提出的以上建议虽然在某些技术层面上观点有失偏颇，但总体上对普及大众教育、促进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是有所裨益的。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时局不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版界遭受重创，出版业严重萎缩，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状况下，蔡元培等人的良好愿望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在出版界，作者请名人为书撰写序跋，对提高图书品位、扩大图书影响力具有独特的作用。蔡元培为许多图书写过序和跋。据笔者粗略统计，收入《蔡元培全集》(1～7卷)中的序、跋约有150篇，主题涉及文、哲、理、农、医等学科领域。当然，由于人情等原因，其中不乏应景之作。但蔡元培对自己看重的图书，则在撰写序、跋的过程中倾其心力，字里行间表露出深邃的学识与真知灼见。例如，在1934～1935年期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等人策划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意欲请蔡元培先生撰写一篇《总序》。当赵家璧将这套丛书的编辑意图、计划、内容、筹备经过和已聘定的编选者名单告诉蔡元培后，他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欣然同意作序。蔡元培在《总序》一文中认为，欧洲近代文化，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中国到了近代，“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